在最近一期的荷兰期刊《经济行为与组织》（Journal of Economic Behavior and Organization）上，四位中国大学生联袂炮制出一篇奇文，题为《高速公路上的隐秘恐怖：中国高速公路建设与儿童拐卖》（Highway Havens for Hidden Horrors: Expressway Connections and Child Trafficking in China）。乍一听标题，还以为是Netflix出了新剧配资门户官方网站查询，没想到是堂堂国际期刊刊登的“严肃学术成果”。
这篇论文发表于《经济行为与组织期刊》（Journal of Economic Behavior and Organization），2024年第228期。论文作者分别为：东京大学社会科学研究所的刘昕妍（Xinyan Liu 音译）；日本东北大学经济与管理研究生院的白宇（Yu Bai 音译）、李妍君（Yanjun Li 音译）；南京航空航天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的孙雅洁（Yajie Sun 音译）。四位作者贡献均等，其中白宇和孙雅洁为共同第一作者。
该文作者声称他们发现一个惊天秘密：中国的高速公路修得越多，儿童拐卖越猖獗。什么意思？因为修了高速路，便于人贩子在城市之间快速转移……你没看错，这结论活脱脱把基础设施建设描述成促进犯罪滋生的温床。
论文的逻辑链条是这样的：
中国1990年代末开始大规模建设高速公路，很多中西部城市相继接入全国路网。与此同时，“宝贝回家”网站上登记的失踪儿童案例也有显著增长。作者用一套“渐进式双重差分法”，分析了城市接入高速前后，儿童被拐案件的变化趋势，得出震撼结论：通了高速的城市，儿童拐卖事件平均每年增加0.55起！于是，公共基建就这样在回归系数中变成了罪恶的帮凶。
说得夸张点，这篇论文要是成立，那么咱们下回修厕所之前，也得先算算会不会“无意中助长厕所暴力”。如果这叫“因果”，那手机普及岂不是“加剧诈骗”的帮凶？快递兴起是不是“间接助长违禁品流通”？可见，只要你愿意，任何技术进步都可以被扣帽子。
这篇论文中甚至有如下表述：
“我们的研究发现，增强的高速公路连通性便利了被贩运儿童的运输，从而增加了这一严重罪行的意外发生概率。结果显示，高速公路不仅通过连接遥远地区扩大了贩运市场的需求面，还促进了工业转型和迁移模式，从而提高了儿童贩运的风险。”
“改善公路连通性会增加就业机会，促使农村家长为了更好的工作而更多地外流，从而减少家长的监督，增加儿童遭受拐卖的脆弱性。”
这是人话吗？
这篇论文的谬误，首先出在他们的因果识别上。作者用了DID模型，是不错的工具——前提是“处理变量”是外生的。但高速公路的修建是计划行为，是经济政策导向的结果，是基于地区人口密度、产业布局、地理可达性所做的投资决策。这些因素本身就和人口流动、留守儿童比例、家庭结构乃至犯罪率息息相关。换句话说，高速公路修在哪里，从来就不是“掷骰子”，而是有其内在逻辑的。而这个逻辑，恰恰也决定了哪儿可能更容易发生拐卖。结果你非要把“高速通车”当作一个随机冲击，硬套进DID框架里做因果分析，等于拿地图当骰子掷，这不是方法论，而是儿戏。
其次，他们所谓的“数据”，来自一个公益网站“宝贝回家”。这平台当然有其意义，但你不能把它当成全国拐卖数据的权威标准。网站的注册量跟失踪儿童的真实数量没必然关系，反倒更可能与家属的上网能力、媒体曝光率、地区教育水平等因素有关。更何况，许多数据是事后回忆上报的，时间跨度几十年，里面混着“走失”、“被送养”、“离家出走”乃至“家庭内部矛盾”，你不考虑这一堆变量，还谈什么计量精度？
更搞笑的是，为了佐证他们的结论，作者甚至拉来了“社会资本”、“儒家文化”、“彩礼价格”、“生男偏好”做机制分析。但凡一个地区男孩被拐得多，就说那儿重男轻女；女孩被拐得多，就说那儿女孩便宜；年纪小的孩子被拐得多，就说可塑性强；年纪大的少被拐，就说不划算。这不是学术，这是江湖算卦，怎么说都能圆回来。
在这篇论文的叙事里，中国的发展本身就是“带来犯罪”的工具，是“恶的基础设施”。不谈高速公路带来的教育资源提升、医疗可及性扩大、就业机会增加，只挑那极端罕见的黑暗角落反复放大。如果这种研究模式成立，那任何发展中国家的交通投资都可以被描绘成“犯罪走廊”。
拿中国鸡蛋里挑骨头在国际学界早就不算新鲜事了，因为这些是洋人爱看的，我们的一些留子们就主动往上舔。这篇论文，不过是又一例用所谓“数字分析”包装下的“认知叙事”的标准套路。
能把高速公路建设写成“潜在犯罪激增”的导火索，这种想象力拿去写科幻小说都嫌太生硬。支持学术自由，但不等于放飞。研究可以批判，但不能胡编。奉劝几位作者，下次不如干脆写一篇《5G建设如何助推犯罪分子即时联络》《卫星发射如何催生无死角监控》，洋大人更爱看，也许能发《Nature》、得诺奖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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